桐城地处皖西南，长江北岸，西北环山，东南滨水，自古有“七省通衢”之称。桐城既是经学昌明之地，又是天下文章渊薮。背山临水的地理特征，既封闭又开放的人文环境，加之累世不绝的著姓望族，都有利于桐城地域文化的形成。自南朝宋何偃著《删王逸楚辞注》以来，桐城楚辞学历经千年而不衰，到清代而发展更盛，并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的特征。
首先，桐城地域张、姚、马、左、方五大家族，均繁衍数十代，村庄血缘维系，宗堂辈分严密。这样一种格局，容易形成桐城稳定的宗亲文化。如桂林方氏家族，“自宋末籍桐，历世十三，历年三百有五十。”（《桐城桂林方氏家谱》）到清代方苞家族再次中兴。方苞深念宗亲，方氏家族由于“南山案”而遭受打击，方苞深表痛心，其文章屡言“吾宗”“宗祸”。“既家居，建宗祠，定祭礼，设义田。”（《清史稿》）方苞重视家族的传承和延续，订立宗法，强调“宗子”的地位与权威，救济宗族孤老贫困，辅助宗族后人上进，惩戒不肖子孙。它们代表了桐城地域的宗亲文化，桐城楚辞学突出强调屈原“宗臣”身份，就体现了这种宗亲文化的特征。
屈原“宗臣”说并非起于桐城，但桐城却是屈原“宗臣”说最集中的地方。如钱澄之《屈诂·离骚》诂曰：“开章诉陈氏族，见己为国宗臣，谊无可去。”《橘颂》诂曰：“自伤为楚宗臣，不能去国，与橘同命。”钱澄之阐释宗臣不能去国，开启桐城地域屈原“宗臣”说的先河，影响了桐城楚辞学的发展。如方苞《离骚正义》开篇即论：“首推所自出，见同姓亲臣义当与国同命也。”中间反复论述“不能望情于宗国”，至结尾处又论述：“则帝高阳以来之宗绪，将至此而卒斩矣。”方苞的“宗亲”意识贯穿《离骚正义》的始终。吴世尚《楚辞疏》曰：“首原远祖，以见宗臣无可去之义；次本天亲，以见忠孝乃一致之理。”吴世尚在“宗臣”说的基础上，又升华出“忠孝一致”的观点。梅冲《离骚经解》曰：“其所以不可他去不能退隐者，则以国之宗族恩深义重，世同休戚，己又曾柄用，见国之破君之亡，同草野未仕之臣萧然高蹈哉？”马其昶《屈赋微》曰：“宗国者，人之祖气也，宗国倾危，或乃鄙夷其先故，而潜之他族，冀绵须臾之喘息。吾见千古之贼臣篡子，不旋踵而即于亡者，其祖气既绝，斯无能独存也。”从钱澄之到马其昶，屈原“宗臣”说贯穿了桐城楚辞学的始终，可见桐城宗亲文化对楚辞学产生的影响。
其次，桐城地域崇尚儒学价值文化，学而优则仕，重官而抑商。桐城无论乡镇农村，读书进取功名之风盛行，官宦辈出，在内为重臣，在外为贤令，对清代政治产生重要影响。桐城大家族更多官宦世家，“张、姚二姓占半部缙绅。”（《清史稿》）张氏家族，“父子宰相”“六代翰林”；姚氏家族，“一门之内，三秉节钺。”（《桐城耆旧传》）程朱理学和儒风的盛行，成为桐城地域文化的显要特征，也给桐城仕宦者提供了从政事君的思想源泉。如张英为官清廉勤勉，康熙赞许：“张英终始继慎，有古大臣遗风。”（《桐城耆旧传》）张英谨守的是儒家的“事君之道”，它集中反映了桐城地域的儒学价值文化。桐城楚辞学大谈“人臣事君”之义，也是这种地域文化特征的体现。
王逸《楚辞章句》首论屈原“人臣之义”，其《离骚》叙曰：“人臣之义，以忠正为高，以伏节为贤，故有危言以存国，杀身以成仁。”桐城楚辞学论“人臣之义”内涵丰富，如钱澄之《屈诂·离骚》诂曰：“巫咸之言，犹是人臣守正之道，原之本志也。”“咸以为臣之道，惟尽其所得为者，则原守其道不变可也。”“守正”即恪守正道，司马迁曰：“循法守正者，见侮于世；奢溢僭差者，谓之显荣。”（《史记·礼书第一》）钱澄之引入“守正”观念，阐释屈原坚持的是“人臣守正”之道。方苞《离骚正义》论“为官之道”是其突出表现，方苞阐明为官之道在于“清洁”，同时又强调“守正”“守忠”“持义”等；方苞又论述“人臣之道”在于“以道事君”，辅助君王以成“善治”。前者重在修，后者重在治，为官以德，施政益民，皆为人臣事君之道。梅冲《离骚经解》阐释事君之道，为孟子的“大人格君”之学。梅冲认为，屈原对君王的诤谏，就是“大人格君”。“正君心植人才，得古圣事君之大端矣。”梅冲还进一步论述了“大人格君”而“圣听不开”的情况，臣子仍然要以“直道事君”；如果终不能“达道”于君，最后只能“以死事君而殉道也。”梅冲论述了屈子守道、达道及殉道的全过程，完整阐释了臣子“以道事君”的内涵。桐城楚辞学深入阐释屈原的“人臣之道”，既源于楚辞学发展的内部规律，也是桐城地域文化影响的结果。
第三，桐城派作为清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流派，孕育于文化氛围浓厚的桐城。桐城派古文是桐城地域文化的显性表现，其创作纲领为义理、考据和词章，桐城楚辞学的研究，也遵循了桐城派古文的创作纲领。
桐城楚辞学与桐城派大有关系，从产生的楚辞学文献即可以看出这一点。桐城派中的重要人物，几乎都有楚辞学著作，如钱澄之《庄屈合诂》、方苞《离骚正义》、方绩《屈子正音》、马其昶《屈赋微》等；或者是相关的楚辞学评点，如姚鼐《古文辞类纂》、梅曾亮《古文辞略》、方东树《昭昧詹言》、吴汝纶《古文辞类纂评点》等。其中钱澄之为桐城派先驱，方苞、姚鼐为“桐城三祖”之二，梅曾亮是继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领袖，吴汝纶是桐城派晚期的古文大家，马其昶则是桐城派殿军。他们既代表了桐城派古文的最高水平，也代表了桐城楚辞学的重要成就。因此，桐城楚辞学不可避免受到桐城派古文的影响。
以吴汝纶《古文辞类纂评点》为例，吴汝纶评点楚辞，主要从义理、考据、辞章等方面入手。吴汝纶从“义理”方面评点楚辞，多与怀、襄二王结合，且哀怀王之不幸，怒襄王之不争，如评《招魂》“幸而得脱，其外旷宇些”曰：“幸而得脱，殆怀王走赵，复为秦得之后所为欤？”评《东君》“举长矢兮射天狼”曰：“此文则望顷襄之振国威也。”这种评点明显体现出吴汝纶的情感倾向。吴汝纶从“考据”方面评点楚辞，借用典型史料或经典文献的记载，以前后“比对”的方法，用逻辑推理来判定楚辞作品创作时间及作者归宿，如评《惜往日》曰：“《怀沙》乃投汨罗时绝笔也。若此篇已自明言沉渊，则《怀沙》可不作矣。彼又云‘舒忧娱哀，限之以大故’，下文‘不举辞而赴渊’，则似更作于《怀沙》后者，史公何为弃此录彼邪？”由于楚辞研究的特殊性，吴汝纶评点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，但其考据的方法与结论，亦堪为一家之言。吴汝纶以“词章”评点楚辞，借用桐城派古文评点的方法，分析楚辞的行文脉络和修辞艺术等，如评《抽思》“望孟夏之短夜兮”曰：“遭夜方长、秋风动容，屈子作此篇之时令也。孟夏短夜，则代设怀王梦归之幻境也。”吴汝纶评点解决了《抽思》篇的创作时间问题，“秋风”为作者创作的时节，“孟夏”是作者虚设的幻境；前者为实写，后者为虚写。这正是楚辞中常用的艺术手法。以上吴汝纶从三个方面评点楚辞，遵循桐城派古文创作的理论，体现出桐城派古文评点的特色。桐城楚辞学的研究，基本上都具备吴汝纶评点楚辞的上述特征。
总之，桐城楚辞学所呈现的地域文化特征，主要在于儒学和文学两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重要的学者和作家，起到了引领和促进作用。儒学方面，主要为钱澄之发其源，方苞导其流，其他楚辞学者接其绪，共同形成了桐城楚辞学的儒学特征；文学方面，姚鼐古文创作的理论及实践，《古文辞类纂》的编订和评点，为桐城楚辞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。因此，桐城楚辞学以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，在中国楚辞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。